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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阳泉市政府 www.yq.gov.cn 2012-11-28 16:42 来源: 放大 正常 缩小

  高长虹,这个名字,现在的人是很陌生了。然而,他就是我市盂县清城镇西沟村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即是“狂飙运动”的旗手;这个运动旨在“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黑暗势力作战”。他又是鲁迅创建的“莽原社”的重要成员,被鲁迅誉为“奔走最力者”。《狂飙》和《莽原》是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刊物。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14期发表的《本刊宣言》得到鲁迅的赞誉。在推动新文学运动中,高长虹与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邵力子等一样,是同时代创作界最多产,且文风激情洋溢,最有影响的人物。对发展“五四”新文化思想,推动新文学运动,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赴日、德、法、英、意和荷兰、瑞士等国,备尝艰辛,对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多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对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俄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过深入研究;因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猖獗,赴日不久,又转赴欧洲对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进行研究。1931年后,随着日寇的铁蹄践踏我祖国大好河山,他的精力和全部稿费用于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在荷兰创办“救国会”,编印《救国周报》;1935年又负责旅法“救国会”,并在巴黎创刊《中国人民报》;我党在旅欧各地华侨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1936年在巴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高长虹与陶行知、陈铭枢、黄琪翔、胡秋原、秦丰川、朱伯奇、程思远等爱国人士,一道参加“联合会”的召开,并被委以重任。曾在由我党革命元老吴玉章任主编的《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并著了《行动、科学与艺术》一书(分上下两部)。上部论中国民族意识形态,下部为国防政策,先后在国外和国内陆续发表,正式发表时更名为《政治的新生》。还曾参加过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在荷兰以他的《中国》一书,宣传中国革命运动。因他激烈的反法西斯宣传活动与当局政治有悖,被当局驱逐出境。抗战爆发后,毅然返国。途径香港,见到潘汉年和茅盾。在武汉参加了由周恩来任名誉理事,老舍主持工作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随“文协”撤退到重庆后,参与了抗战救亡宣传。老舍先生就曾在一次茶会上,即席赋一短诗,以称道当时文化界知名度很高的人,其中就有高长虹。其诗曰:“大雨冼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枫眠”。高长虹曾在“文协”主办的《抗战文艺》上发表了《新中国是一个新天下》的长诗。长诗写道:“中国/站起来了……全世界都站起来了/在欢迎新中国/一个新式的天下”。{1}这是他回国后写的第一首诗,说明他虽然在异国他乡,却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长虹的这一预言,十年后,果然实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期间,高长虹在《抗战文艺》、《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蜀道》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鼓舞人民大众抗战斗志和呼吁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文章。1940年4月8日起,他一度受“文协”委托任《大江日报》副刊主编,其文章颇具见地和预见,且切中时弊。他积极建议抗敌协会的作家联合签名发起募款,捐献30架飞机以支援抗战。在《新华日报》发表《树起国防艺术的旗帜》等36篇作品,其内容与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相一致。他看透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政治腐败的反动本质,决意只身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带着揭露、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罪行的七万字论著《我们为什么抗战还不能胜利》欲在阎锡山驻地印刷发表。当时在“民族革命通讯社”的我党同志认为,此举极其危险,竭力劝阻,在马皓帮助下将他的这篇巨论油印几百份,设法予以传递。他仍坚持亲自散发,并在街头演讲,使二战区的沉闷空气一下活跃了起来。1941年11月初,在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帮助下,越过敌人五道封锁线,徒步抵达延安,投入到抗日斗争中。
  在延安,高长虹写下了大量作品,可以说文史哲无所不包。然而发表的只有《地的呼吁》、《这样唱、这样做》、《边区是我们的家乡》、《红色的十月》、《为自由而斗争》、《希特勒的逃亡》、《法西斯罪犯们》、《解放歌》、《我们要的是这样个社会》、《渡荒年》等10篇作品,收入他的延安集。此外,他还写过《科学艺术与革命》、《时代的姿势》、《经济学批判》等9个集子,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用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语调,深情地讴歌了工农兵大众,以及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事迹。他的文风由早期的“晦涩难解”一变而为大众化、通俗化,毫无半点洋味,充分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及时地反映抗战的新形势。凡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位60多年前曾经活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战线上的作家,在民主革命、民族救亡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自始至终所起的积极作用,即使到东北后也并没有消沉。
  1946年,高长虹随东北局由延安奔赴东北解放区,其意在开金矿,为支援解放战争出力。他认为舆论呼喊的时代,即将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急迫的经济建设,是实现他的夙愿振兴实业的时候了。然而,此后再也没有了高长虹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他更销声匿迹,被历史所遗忘。间或偶有消息,也多是对他的非议,这种非议始于1956年版《鲁迅全集》的有关注评,至“文化大革命”达于顶峰。现在是应该抚平历史的皱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与鲁迅的争论
  高长虹和鲁迅的争论,恐怕是铸成他终身毁誉的基础。随着鲁迅声誉的不断提高,对高长虹的批判也就越来越升级。帽子满天飞,以致扣上了“反鲁迅”、“反动文人”等一顶顶的帽子。
  高长虹在学生时代,就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刊物。其中就有鲁迅的作品,而且还向友人介绍鲁迅的书。1924年9月1日,他在太原创刊了《狂飙月刊》,旋即奔赴北京。同年11月9日,《狂飙》周刊也移在北京出版,且受到鲁迅、郁达夫等前辈作家的欣赏和热情关注。从此高鲁二人往来频繁,关系十分密切,成为忘年之交。1925年3月,《狂飙》周刊出至17期,因故停刊。于是,鲁迅与“狂飙”成员会合了。4月高即应鲁迅之邀,筹备出版《莽原》周刊。《莽原》周刊出至32期后,改出《莽原》半月刊。当时,鲁迅曾要他担任主编,他怕影响自己的创作,又欲设法尽快恢复“狂飙运动”,更不愿陷入派别的纠缠之中,故而婉言谢绝,仍由鲁迅任主编。被邀当晚,高鲁二人一拍即合,双方为能有如此好的默契,皆很兴奋,祝酒间竟都酩酊大醉。从此高与鲁迅亲密合作,他全力以赴,甚至“以生命赴莽原”。刊出果然极其顺利、成功,逾见合作之得心应手,二人可谓心心相印,足见鲁迅之慧眼识人才,高也愈加得到鲁迅的赞赏、器重。然而,到1926年底,二人却发生争论,以致决裂。
  争论的引起,从表面上看,最初是缘于“压稿事件”,其实关于“思想界权威”的争论才是高鲁二人冲突的要害。中间又出现了“爱情纠纷”的流言,以致使双方的矛盾激化。
  关于“压稿事件”。1926年夏,高长虹到上海办理出版《狂飙》的事,行前鲁迅就不十分赞成,然而鲁迅还是应允给予赞助。他在上海寄给鲁迅两篇关于郭沫若和周作人的批评稿,好久没有发表,便去信托一个少年朋友去了解原因。问鲁迅,鲁迅说:“交给素园了。”又问素园,素园说:“鲁迅交给他的时候,说:‘就说你们不发表吧。’”这位少年给他的回信上很惊奇地说:“为什么鲁迅也这样呢?”{2}在这之前,高长虹已有“数期以来我已接不到莽原,已深滋疑虑”之感。9月,经过长虹一番紧张的奔波,终于在上海光华书局出刊了《狂飙》周刊。这时,又有培良和高歌写给《莽原》半月刊的稿子被拒绝发表,《莽原》周刊的创作背景,高长虹在《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一文中说得很清楚:“那时候最前进的青年作家们,对于语丝是不很满意的。首先是因为语丝缺乏正面战斗的态度,而在这一点上,也正是大家对于鲁迅所感到的一种缺点。他自己当然把这个知道得很清楚。所以鲁迅与狂飙的会合就创刊了莽原,这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莽原在当时莽原的同仁看来,是唯一的战斗刊物。”它对推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乃至在中国新文化史的地位也是不可置疑的,有目共睹的。鲁迅文风风骨自不必说,而高长虹以及他的“狂飙运动”成员们,在“莽原”都是中坚力量。《莽原》周刊总共出的32期中,见报作者62人,发稿237篇,“狂飙运动”成员发稿85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人12篇,可见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他成员,人均5.5篇,远不及“狂飙运动”成员。不只是发稿的数量上,在文章的质量上其文风直面社会、干预生活,极具强烈的战斗性,与国民命运紧密相联系,和国内阶级斗争相呼应,起了民众代言人的作用,成为出版界的强者。在“莽原”,高长虹所付出的辛劳是“莽原”的同仁中任何人都不能与之相比的,鲁迅就十分肯定了这一点。长虹对鲁迅说:“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赶在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而今韦素园“几欲据为私有,兔死狗烹。现在到时候了!言之痛心,想来这也不是你办莽原的本意吧!”作为“莽原”五位发起人之一的高长虹、向培良自然有过问的责任,高歌虽不是发起人之一,但也是莽原成员、主要撰稿人之一,韦素园如此冷漠对待,不可能是独断专行,自然引人疑虑别有原因在,此后高鲁二人的友谊断绝。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压稿事件,只是矛盾的导火线,而其实质则是鲁迅希望高长虹能够在“莽原社”安心工作,而“狂飙”成员的离去,势必影响到“莽原”的风格,甚至“莽原”的存在。高既不接任编辑又要远去上海开展“狂飙”运动,使鲁迅很不愉快,便埋下了矛盾的种子,这才是压稿事件的真正原因。而高鲁决裂后,“莽原”原来那种激烈的文风没有了,不久“莽原”停刊,更说明了这一点。至于鲁迅所谓对狂飙赞助的话,只不过是敷衍而已,而高一面积极向莽原供稿,一面开展“狂飙运动”,欲以此两头兼顾的办法,来维系与鲁迅的友谊,未免太天真了一点。
  关于“思想界权威”。在这期间,韦素园编辑的《民报》副刊,在一则“广告”中称鲁迅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这对于为争民主、争自由为己任的高长虹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认为鲁迅也绝不会接受这顶纸糊的桂冠。如是,人类的思想还能向前发展吗?这无疑是对为新文化运动争自由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他的导师鲁迅的一种玷污。高便去信给鲁迅,鲁迅从学术解释词汇的角度回答说:“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3}于是高愕然了,认为“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以为鲁迅先生默认了这顶桂冠。而继承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传统,蔑视权威、反抗压迫的高长虹,自然不会认同。他写道:“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即周作人)也这样说,鲁迅也不是这样说,然而,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虚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怠慢,引他人反感,利害又如何者?”{4}应该公正的说,高长虹这样做,其一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是坚定的维护自己的信仰。其二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的导师的声誉,希望他不要做“思想权威”者,其出发点并没有错。他认为如果对整个社会来说,简直是贻害无穷:“思想呢,则只是个人的思想,用之于反抗则有余,用之于压迫则都不足,如大家都不拿人当人,则一批倒下,一批起来;一批起来,一批也仍然要倒下,猴子耍把戏,没有了局。”{5}事实正是这样,“思想权威”,一旦被权力所操纵,极易向绝对权威方向发展,而林彪、康生之流不就是打着“天才”和“思想最高权威”的旗号钻了“文化大革命”的空子吗?他们大树特树个人迷信,造成“权威”的滥用,给我们党和国家人民带来劫难,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回顾那时,正如高长虹所描写的那样,一派倒下,一派起来,一派又倒下,另一派又起来,折腾来折腾去,打砸抢,乱象横生,直到今天有时还能嗅到那派性的气息。这一灾难性局面,后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幸被四十年前的高长虹所言中。单就此社会意义讲,高对思想权威的批评,不仅为着鲁迅,更是为着人类的社会进步,何况当时的鲁迅还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虽然高很警惕两人的失和,最终还是争论了起来。因为这时又有好事者把流言传到了鲁迅的耳里,引起了所谓“爱情纠纷”。
  爱情纠纷,并不存在。这里只有“流言”引起的误会。
  鲁迅恋爱了,高长虹和其他青年朋友们都很高兴,希望成功。这时,却有好事者说高的爱情诗《给——》中的黑暗是影射鲁迅,太阳是自比,而月亮是指许广平。以此证史,实不可取,此为常识。不是还有人谣传说《献给自然的女儿》一诗暗指冰心。而高的另一首诗《精神与爱的女神》又是在追石评梅女士吗?高长虹的一生,生活作风极其正派,甚至在女子面前很有些拘谨、腼腆。就说与许广平的通信,是许主动与高通信,内容多是索要诗作或赞美高的作品,也仅八、九次。一次高在鲁迅处见到景宋(即许广平)与鲁迅亲密的情景,便主动中断了通信,高与许的关系仅此而已。人所共知,鲁迅背负着旧营垒封建包办婚姻留给他的包袱,出于对母亲的孝道,又不能和妻子离婚,在此情形下去爱一位比他小的姑娘,所以内心还是感到很“惭愧”,使“自己贬抑”。因而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本能地就极其敏感,恰在这时流言传到鲁迅耳里,怎能不使鲁迅动怒呢!最初,鲁迅虽然也说了些客观冷静的公道话:“关于《给——》的传说我倒没有料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经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然而,最终鲁迅还是相信了“流言”,“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6}于是,鲁迅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冷嘲热讽,正如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黑的恶鬼”似的站在“拼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竟致双方失去了理智的控制,而相互谩骂起来。当时,“莽原”的编辑韦素园从压稿事件到“思想界权威”的广告,又以长虹的爱情诗《给——》去信向鲁迅询问,欲知其详情。不论其原来目的如何,而客观上是起到了传播流言、挑拨高与鲁关系的作用,使二人的争论由工作中的是是非非和思想界理论的探讨转向了私人的恩恩怨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一种不光明的行为。“莽原”内部的派别感情,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下,终于制造了一起起纠纷和冲突事件。
  争论的性质,并非政治思想的分野,更不是反鲁迅思想,而是犹如家庭失和,两人内心如兄弟失和般的痛苦,是很明显的。对于鲁迅,这是继与周作人之后又一次“兄弟失和”般痛心;而对于高,则尤其受着压抑的痛苦。高长虹在《寄到八道湾》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这样说:“现在也并不是没有人误解我同我的朋友……我们是低头真理的,我们愿以我们的生命作保证。像你,主张宽容而又自命老人的人,如其真的看出我们有什么错处,正应该和气地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愿意接受。但你却并不告诉,而只是讥笑……”{7}
  这番话,正是表白了高长虹在这场论战中的沉痛心态。这种年轻一辈受到权威、长辈们的“讥笑”和蔑视而感到的痛苦、羞辱和不平,使高内心受到的煎熬是不言而喻的。他在给其爱子“曙”的信里,更自然的流露了这种心情,给他的肝肠带来强烈的摧折。他说:“心太热了,反而受辱。”我们对这句话的解读,只应该是指对他人、友人的事的关心和爱护,遭致的受辱而言,而绝不是指敌人而言。对于敌人的攻击或辱骂,他是无所畏惧,也无所谓“受辱”之感。那么,他对于“心太热”换来的“受辱”该怎么办呢?是放弃他对真理的坚持,丢掉“热心”吗?不。他接着写道“但我也决不能敷衍下去,我只可尽我个人的职责。”{8}他坚信,只要是为了真理和光明,终将会拨开云雾,晴天定然会得以显现。他是把追求真理作为他神圣的职责的,从这里,我们明白地看到了高长虹所以要争论的动机。
  随着时光的流逝,鲁迅冷静下来,觉得这里有问题。他又仔细地看了长虹的诗,正如他给韦素园的回信中说的那样:“长虹的痛哭流涕地做《给——》的诗,似乎已经久了。”长虹一生创作的诗很多,保留下来的有400余首,而总题目以《给——》的有48首,他从1923年就开始创作《给——》,先后发表在《晨报副刊》、《狂飙周刊》、《莽原》周刊上。1927年9月,作者选其中40首结集出版。按常理,这首诗既然引来如此大的麻烦,出于避嫌是不应该再在以后的集子里出现。然而,高长虹认为:“所谓流言,说者既不负责任,我又何苦多事计较”{9},于是,他坦然地将1926年11月21日发表于《狂飙》周刊第7期上的这首诗,按写作时间顺序排为第28首。这首《月亮》诗,全诗只有6节24行,其全文是:“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月儿逃出在白天/只剩着今日的形骸/失却了当年的风光。/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又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10}。”
  这首诗假自然界的现象天涯、月儿、白日、夜、太阳和我之间的纠葛来倾诉封建婚姻造成的人间悲剧,对封建婚姻是一种控诉。综观《给——》这40首诗,表达的主题基本相同,如果说诗人心中有原型的话,那便是女神、石评梅,而更多的则是他少年时候的恋人,即表姐。根本没有一点点许广平的影子。长虹说:“景宋所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副长大的身材”{11}而已。按对文艺作品的欣赏,尤其对诗的赏析绝非是具体的指事,可以说这首诗它既不是指许广平,也不是指石评梅,它就是广义的寓意社会上的这样一种现象。
  这样,鲁迅便排除了他在给素园回信中的第二个推测:“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他醒悟了,这股流言来源,不是别人,正是来自鲁迅自己身边的人,甚至是他的亲属。他又回忆起1926年12月给许广平的信:“这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者是品青、伏园、亥倩、微风、宴太。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们流布的。白果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田千顷故意当众发表,意图中伤。”(《两地书》一一二信)信中提到的宴太即“二太太”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原名羽太信子。就是这位爱惹事生非的弟媳,挑拨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关系,今天又假《月亮》一诗参与了流言的传播。鲁迅经过这一番反思有所悔悟,于是,鲁迅在1927年编辑他的所有杂文《华盖集续集》时,他与高长虹几篇争论文章中,只收了一篇,是在《月亮》诗误会之前发表的那篇平和、幽默风格的《所谓“思想先驱者”鲁迅启事》,还把它放在《续编的续编》这个被鲁迅称为“无聊的文字”栏里。而因《月亮》诗误会的那几篇激烈文章,一篇也没有收入。至于现在的《鲁迅全集》,是鲁迅逝世后由编者经过苦苦收罗而将那几篇争论文章编入《集外集拾遗补漏》中的,与鲁迅毫无干系。
  高长虹是无愧于鲁迅的,他自信“鲁迅用启事所做成的,将来有一天要用眼泪洗掉”{12},这一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高鲁论战九年之后,鲁迅已由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位无产阶级战士。他更进一步,客观地、公正地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序中,对高长虹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这一评价是为世人所熟知的。从这句中肯而有力的评语里,不难看出鲁迅不仅完全否定了他与高长虹争论中蔑视高长虹的话,而且表示了他对高长虹的怀念之情。不仅如此,并且对狂飙运动也表示了赞赏之情。当提到“莽原”时期的这位战友,鲁迅如实地写到:“1925年10月(应为4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则是被推为编辑的。”这里鲁迅提到的三个中坚小说作者全都是“狂飙运动”的成员。高长虹的创作本不以小说见长,也没有他的小说入系,鲁迅在这里完全可以不提,然而,鲁迅不仅大加赞赏,并且破例全文编入了长虹用散文诗写的《狂飙》周刊发刊词《本利宣言》。鲁迅的这番用心,给我们的信息,只能是在鲁迅认识了对长虹的误会,反悔之后采取的一种表达方式。如其不然,我们知道鲁迅那是一向没有向错误者低头的习惯的。
  鲁迅在与高争论中说,长虹同他办《莽原》是另有所图,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的“逢蒙”式人物,一变而大加“颂扬”高长虹是《莽原》奔走最力者,而且公之于他集子里的序中,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对高长虹的悔意。鲁迅这种实事求是,能知错必纠的行为,充分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战士所具有的高贵品德。而高于1940年8月25日和9月1日,在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一文中,也盛赞了鲁迅。他写道:“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飙》周刊在上海出版以后,有过一番争执,不过以后我们就都把它忘记了。1930年后,他的光明的行动,我在国外也时常为之激赏,庆幸……要是在1930年以前没有发生这事的话,那就不会发生了。”高长虹所说的“光明的行动”就是指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由我党倡议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而鲁迅就是这个联盟的旗手。同时,这里也鲜明地反映了高长虹的政治观点。高长虹并且盛赞鲁迅识别文艺作品的眼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找到一种证据,说鲁迅对作品缺乏认识力。甚至因为偶然的疏忽错认识了任何作品。当他偏袒某人的时候,他仍然知道那人的作品有什么缺点,当他痛恨某人的时候,他其实对那人的作品价值完全领会。”这里隐约地看出也包括他的《月亮》诗在内。至于对那些抨击或者欲贬低鲁迅的人,高长虹站出来捍卫说:“但也有人想用杂感写得太多做事实,来动摇鲁迅的艺术家的地位,这是没有用处的。一个大作家的杂感文字,时常是有价值的。而在鲁迅,杂感文字是被他用做主要的武器而来完成他的斗争目的的。他写的创作越少,他的杂感含有的创作性也越多。因重视鲁迅而重视他的杂感是可以的,因杂感而低估鲁迅的价值,就不可以了。”{13}并且说鲁迅是一位天才作家,他同意鲁迅这种结论:一个作家时常不能意识到自己是天才的,才是天才作家。充分肯定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在左翼作家联盟中发挥着战斗者和旗手的作用。早在1926年,他就称赞鲁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14}
  高鲁双方相互能有如此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两人都是为真理和光明而战斗的。
  高鲁的争论,造成的原因,就其实质意义讲,是一种潜在历史文化意识的反映。今天,我们冷静地历史地去分析,是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都给那个时代的人们以潜在的心理影响。表面看,是高长虹挑起了这场争论,实质是“思想权威”的出台,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文艺界”或“思想界”一些有责任心的人的必然关注,不会漠然视之的。一向关心国家和社会大事的高长虹,而今在他从事的文艺阵地出现了“思想权威”的命题,自然不会漠不关心,而当他站在辩论的前沿,竭诚希望鲁迅不要做“思想权威”者时,作为高长虹的导师和前辈的鲁迅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并且误认为高是在“蔑视”他、想“骂倒”他,激起了鲁迅的报复心理,鲁迅一旦下决心回敬,高便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对高以极端的讥笑、蔑视,激化了这种矛盾。虽然,高长虹也曾采取过求和、求教的态度,遗憾的是这场论战和最后由此导致的决裂未能幸免,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设若二人能一直团结战斗,那么,中国现代文化史,必然会有更光辉的一页出现。究其责任,我们也不应归咎于任何一方。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创伤,从而,要求挣脱历史束缚的艰难斗争,必然使双方表现出追求思想自由、个性独立和人格尊严的强烈自觉性。在这一点上,其双方的本质是相同的。而高鲁的年龄差,无形地形成的“代沟”,也使双方的沟通成为困难。长虹非常厌恶这种“代沟”带给人类社会的负面效应,在《走到出版界》里他说:“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无庸讳言,一些并非“堕落”或“变节”的青年,也是由于这种“代沟”原因与鲁迅由亲密而后走向疏远的。高鲁矛盾只不过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罢了。正如高说的那样:“那时,凡是能教我同鲁迅的友谊巩固起来的事,我都是断然去做的,但可惜我没有很多的办法来收到这样的效果。”这番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珍贵的现实意义。
  概括地说,可以这样认为:从高长虹和鲁迅的个人关系意义讲,在“思想权威”问题上是高长虹误会了鲁迅;而在“爱情纠纷”上是鲁迅错怪了高长虹。
  此段公案,本已由高鲁当事人争论双方早已澄清,历史地做了了结。然而,可悲的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后,竟有人抓住高鲁在论战中过激的言辞大做文章,特别是利用鲁迅不冷静的言语做棍子,对高长虹以现在的观点无限上纲,去批判高,而对鲁迅后来冷静、客观公正对高的评语和赞颂之词,却置若罔闻。时至今日,违背史实、原著和贬高的注评充斥于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里,且有扩散的迹象。前些年尚有一部关于鲁迅的地方电视作品,在中央台播出,剧中有一个镜头,在从鲁迅处出来的告别人中,有一个人向许广平握手,被许拒绝,而此人正是高长虹。剧中虽然隐去了真名实姓,改高姓为郭姓,改长为昌等手法,可是凡读过鲁迅作品的人,还是一眼就看出那人是谁。而事实是高许虽有通信,却从未曾晤面,仅此鲁迅处一见,也未曾说话,在此景况下,高不可能再去与许握手。纵然有此举,许也不会拒绝。历史往往是这样:尤其是《鲁迅全集》的“注8”和“注5”具有权威的所谓定论,往往会使不深谙历史的后人轻信。此剧出现的曲解,乃至丑化高的形象就是一例。可见,贬高之阴云至今仍在扩散。
  也许有人担心对高长虹的探讨,会损害鲁迅的形象。这恐怕也是高长虹所以被历史所尘封的另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只要以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去探讨,必然会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正人视听,以利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那种不能正视历史,歪曲历史的现象,正是我们正确认识史实和严谨治学的障碍。历史上为了树一个人,而贬低他人的做法,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过重大危害,这种教训是够深刻的了。可以说,高长虹是鲁迅的真正继承者,不仅在文风上,他的作品常常被人误认为是鲁迅的作品,而且在思想上,更趋战斗性和革命性。
  鲁迅所骂过的所谓“四条汉子”以及辱骂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和“法西斯蒂”的曾经的对手郭沫若和他一向反感的崇洋媚外、自我标榜,或与陈西莹互相吹捧、以洋博士自居的徐自摩等,今天不仅能充分地见诸他们的事迹,获得应有的站位,更相继有电视剧在荧屏上去歌颂。然而,唯有与鲁迅为友,且在一个营垒共同战斗过的高长虹,却得不到历史的公正评价,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狂飙社”的性质
  有人说,《狂飙》刊物和“狂飙社”的成员都是反动的。要否定高长虹,必然要否定他的“狂飙社”,这是显而易见的。
  而“狂飙社”的产生,也绝非偶然,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正如高歌所说:“狂飙是一个时代的名字。并不是我们要造成它,也不是我们所能够造成它的。……我们是适逢机会的生活在这时代里的,它飞跃、它突进!我们随着它飞跃,我们随着它突进!”{15}高长虹在学生时代,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敢与黑暗势力做斗争。1915年秋,阎锡山操纵太原学政界,组织“提灯会”,“劝进”,向袁世凯图谋“称帝”表忠心。长虹年仅18岁,愤然拒绝参加,并作“提灯行”打油诗,对复辟闹剧予以嘲讽斥责。同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从1916年起,又改元为“洪宪元年”。窃国既成,立刻对拥戴他的“功臣”分封,阎锡山被封为“一等侯”。阎锡山心满意足,感激涕零,誓死效忠,便疯狂地对反对过“劝进”的人“查究”,进行迫害。长虹自当难逃“噩运”,加之,他经常聚集一些进步青年阅读进步刊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为当局和校方所不容,因而辍学。就在他广泛结交同道者时,想到用一种办法便于交流思想,促进新文化的发展,便萌发了办刊的想法。此后他更加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尤喜历代爱国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作。更加如饥似渴阅读各种当代进步报刊,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太原文庙博物馆工作之余,潜心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进化论》等进步书籍。此间,结识了太原文庙博物馆馆长石鼎丞先生之女、太原女师学生、后活跃于北京文坛的青年作家石评梅女士,两人并有书信往复。结识了张恒寿、张稼夫、高沐鸿、张磐石,还有高君宇、王振翼、贺昌等山西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而催促他下决心办刊的,正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朋友,高君宇。高是山西静乐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党的创始人之一。且系第二、第三次党代会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时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君宇和长虹是太原一中时的同学,比长虹高两班,对长虹的学识和人品非常赏识。1924年春,君宇受李大钊的派遣,回山西创建共产党小组。学校暑假期间,专程到文庙找高长虹,很希望长虹出来创办一个刊物。在此之前,君宇就曾捎话要他办一个刊物出来说话,这次便成了高长虹办刊的催化剂。虽然两人在思想上有一些分歧,所谓“思想”者,以当时长虹对君宇的看法,是指“思想浅薄”{16}不深刻而言,绝非政治观点的对立,但在与黑暗势力作战的大方向上,则是完全一致的。创办刊物的宗旨很明确,那就是:把文艺界团结起来,和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还须组织一个文学社团,长虹便邀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荫雨、高远征参加。因为刊物是给平民看的,社团名称就定为“平民艺术团”。应该说,这是党组织授意组建的一个外围组织。
  为刊物的名称,长虹煞费苦心。其必须与刊物的宗旨贴切,且响亮。因此,他曾从古诗中寻觅,又得到德国曾有过的反封建的文学称之谓“狂飙运动”的启发,他就曾在自己的一首长诗《离魂曲》中有这样的句字“掇太阳而为光兮/发狂飙之长啸/众耳聋而目眩兮/咒我为乱世之妖。”{17}他很中意“狂飙”这两个字,便决定了刊物的名称是“狂飙”。
  经过长虹这样精心的策划、组稿、编辑,又经过与同仁们的充分协商之后,很快,于1924年9月1日,《狂飙》月刊便在太原创刊了,由太原桥头街少年书社发行。其内容,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给长虹以很大鼓舞。随后长虹奔赴北京,于同年11月《狂飙》周刊在北京出刊,受到大作家鲁迅和著名作家郁达夫以及其他前辈作家们的肯定、赞赏和热情关注。之后,又向南方上海发展;月刊、季刊、周刊、袖珍刊以及机关刊物,《狂飙运动》月刊等共有11种刊物,共出版89期;还以“狂飙”名义出版过10个丛书,共出书60种。在“狂飙运动”的全盛时期,业务范围和机构逐渐扩大,分门别类,还设立了女子书店,并成立狂飙演剧部,地址就在上海宝山路天通庵附近很有名气的石库门。该剧社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太原等地均巡回演出过,给当时冷清的话剧舞台增添了一股活力,给渴望已久的观众注入了一股兴奋剂。就连当时国民党所在地南京,也只有一两家电影院和旧戏院,民众别无其他娱乐场所,“狂飙演剧运动”低廉的票价,新鲜又通俗化的剧目和成功的演出,受到了观众极其热情的欢迎,对推动话剧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狂飙社”的活动坚持了六年之久,直到1930年春停办。就在“狂飙社”停办后,太原还有共产党人张盘石(我党早期党员,寿阳人。解放后,多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粉碎“四人帮”后,担任林业部部长。他于1924年即与长虹相识,1930年初避难日本,曾与赴日之长虹经常会面)跟任行健、玉堂、赵石宾(此人后来到了晋绥,是晋绥新闻界的负责人)、李远青、王仙三、李蕴光、张鲁山、刘善述等同志,打着“狂飙社”的旗帜进行革命活动,组织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其成员有三四十人,实际上是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当时参加者都知道。又坚持了数月之久,直至年底。“狂飙社”比当时的“创造社”虽晚建二年,但却晚停办了一年;而“太阳社”却较它晚建三年之久,是当时第二大社团,有成员六七十人,比太阳社、南国社、浅草社、沉钟社、未名社、新月社等几个社团的总人数还多。可见,“狂飙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这是史实,是不可能被人为的抹杀掉的。在延安时期,延安的“中国文协”主办的“星期文艺学园”尚且能将《狂飙的历史》列入选修课讲授,而今天所有的词典却只收录了“创造社”和“太阳社”,未收录“狂飙社”,未见得符合史实。“狂飙社”在当时所以受到社会的重视,尤其是热血青年的喜爱和欢迎,无疑是因了刊物和书籍的进步性、革命性,是刊物的内容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且能为民而呼,为青年而鼓。“狂飙”的“本刊宣言”就曾受到鲁迅的热情赞誉和嘉许。宣言说:“黑沉沉的暗夜……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宣言最后点明所以称谓“狂飙”的原因:“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的始流,一张树叶之飘动可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18}高长虹的誓言不只是写来的口号,而是实践在他的行动中,他的文字是一镞镞的利箭,直刺北洋军阀及其帮凶的心脏,是当时出版界唯一敢于直面凶恶统治者的强者。这种战斗风格,在“狂飙”时期,他的作品里是贯彻始终的。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在《弦上》周刊集中了3期,用9篇文章,向段琪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们以猛烈的开火。他的《论三月十八》一文,就具有他这种写作风格的代表性,以极大的义愤,横眉冷视北洋军阀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们。他写道:“一千副挽联,抵不住一个无名者一刹那的真的觉悟与决心。一千行眼泪,抵不住血的一滴的跳动。惨杀不是有力的反动,无足惊,无足畏,那只是死尸的反照的回光。重要的是,有没有新生的力在颤动?我愿意藏起我的伤心的眼泪,而用镇静的喜欢遥望着未来的健者……。纯然对于惨杀的诅咒,那是从卑怯出发的一种感情。在那后面,有饶恕的乞怜的无望,侥幸逃避的失败,出乎意外的破灭在植根着……地球上没有真正的敌人,只要看出他们的死的机关,他们立刻便会成为死人。这是多么可笑的敌人呵!但是,敌人们笑了!我们是这样的可怜!让我们自己把那最后的胜利赐给我们吧!”{19}高长虹观察事物注重客观实践,尊重自然法则,力求对事物的全面了解和对其实质的认识;反对臆断和片面。他一贯强调排除“偏私”,要求“无我”。他有一句非常深邃的哲理名言:“自然是逻辑的,而我们人类有时发昏”(这里的“自然”即客观之义)。因此,他总是能立足祖国放眼世界去看人类,看文化,看文学,看一切事物。他强调,“艺术是国际的”。能有如此超前意识,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自觉地把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来思考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对其前景有着无限憧憬和饱满的热情。他在《科学与时代》一文中,饱蘸了激情的笔触作了如下的描绘:“我们的新时代是怎样一个新时代呢?这在事实上的趋势是:我们纯然用人类的态度去建设中国新文化,同时也是世界的新文化。我们将集合地、或单独地、批评地、互助地,而绝对非党同伐异地,去建设新的科学、新的艺术、新的思想。”{20}集合地、批评地吸收对外文化。他特别强调绝非党同伐异地建设国内文化,提倡洋为中用,兼容并蓄。这个指导思想,即使放在今天,对于推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其标准也是没有错的。他非常反对“党同伐异”这种偏私行为,认为这是使真理得不到声张、谬误得不到纠正的祸根,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他明确的提出:“真正的文学没有不是革命的”。他的这些观点指出了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与时俱进的必然性。最后他更喊出:“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红色十月是狂飙,封建的被它吹翻,资本的被它掀倒。”当时,有许多热血青年在相当程度上,是受“狂飙”和长虹作品以及他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勇于抨击黑暗势力的顽强战斗精神的鼓舞,才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的。其中有一位青年自述说:“我就是在《狂飙》刊物的影响下,走向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奔赴延安的。”并把他的姓改为高姓,“以激励我永远向高长虹学习”。{21}张盘石同志在《我与高长虹》一文中也说:“我们许多人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狂飙和长虹作品及其反抗精神的鼓舞参加革命,参加了共产党,这一点是值得我深深怀念的!”总之,“狂飙运动”的进步性、革命性是任何人所难以否定的。
  不能设想“狂飙社”的成员都是反动的,而他们所办的刊物却会对社会有如此积极反响。高长虹以他进步的思想和个人的人格力量,使一些爱好文学的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聚拢到他身边。这时,有深交的如我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他和李大钊在北京最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尚钺(是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老师,金日成走上革命道路,主要靠了他的引导,金日成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说明了这一点)等。特别是“狂飙社”南移上海之后,“创造社”的柯仲平跟了过来并因此结识了潘汉年,甚而有原来追随鲁迅干的两位青年也跑来加入了“狂飙社”,跟着长虹干。“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相似的思想,使他们聚集在一起。长虹有一个信念常常警戒和激励自己:愿我终身是一个穷人,愿我终身爱穷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是最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共产党人。“狂飙社”的进步性,也就决定了它绝大多数成员必然向左转。
  首先,在高长虹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弟弟均成为我党早期党员;他所疼爱的三弟高远征早在太原进山中学时即已参加了共产党,为党支部宣传委员,创办了“石燃社”,并兼《石燃》副刊总编辑。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出去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教导团。后来,跟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不幸壮烈牺牲;他的二弟高歌也是地下党员,曾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也曾受潘汉年之邀,为《豫报》副刊《革命青年》当编辑。而其他狂飙成员,除极个别人右转外,均先后成为共产党员。只有培良一人投靠国民党,长虹便立即与他断绝了往来。当我地下党员被敌人追捕时,他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和牵连,无所畏惧地设法掩护了起来,与他们同吃同住,一切费用完全由他负责,终于使我党这些同志幸免于难。狂飙运动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庇护所和掩体。
  正如高长虹所说:“批评狂飙运动的人,最好须同狂飙运动者有长期的结识,其次也须看过狂飙运动的出版物。没有经过这两种手续,随便向狂飙运动发一些攻击的论调,是不会说得中听的。”{22}
  由此不难得出“狂飙”刊物和《狂飙社》成员都是反动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也是极不公正的。

所谓“无政府主义者”
  说高长虹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不少。有的史料称:“1920年至1921年建党初期,高长虹的刊物《狂飙》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贩卖无政府主义的货色”而事实是《狂飙》是在中共建党三、四年之后才创刊,这不是子虚乌有,系捕风捉影之论吗?
  而上世纪20年代的背景,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尼采的“超人”思想,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由于无政府主义先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即传入中国,它属于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故而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较大的市场。李大钊就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曾吸收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5名无政府主义者参加;恽代英曾说: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主义的真理,并且曾经细心地研究;鲁迅早期就有许多宣传尼采思想的作品,然而却是最早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人;现代著名老作家巴金,最初也很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故而给自己取笔名为巴金,是世人皆知的事;就连毛泽东、蔡和森都一度“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认为其最终的理想“列宁与他无二致”(见斯诺《西行漫记》128页,《社民学会会员信集》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给毛泽东信),毛泽东曾称克鲁泡特金一派的主张,比马克思一派其“意义更广,更深远”。国际著名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就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凡中国知识分子或搞文学艺术的,多数都读过他们的作品并受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即使现今中国,也不乏有的青年崇拜尼采等人的学说。自然,高长虹也曾研读过无政府主义者的书,在最初受其影响也是难免的。特别是在太原期间,初涉尘世、经验和阅历不深,思想幼稚,也说过赞赏无政府主义的话,如他在《离魂曲》中说:“安那其之美备兮,乃超人之所居。吾在群彦之中兮,忝滥竽而充数。”因为高长虹也正是处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大变革时期,他也是在不断探索中成长的;封建统治在瓦解,新旧思想大搏斗,中外文化大交流,海外各种思想、主义、学术大量涌入。在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高长虹饥不择食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包括马克思的、尼采的、克鲁泡特金的等等,都在他研究的对象中。然而,即使在如此浩如烟海、纷纭复杂的探索中,他也并不糊涂。高长虹有着自己的头脑,他既能钻进去,也能走出来,是非分明,思维敏锐。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发现了无政府主义的致命缺陷,即空想性。1926年4月,当听到几个朋友要办一个宣传安那其的秘密刊物时,他的态度是:“但是安那其,我讨厌透了这个名字!”(《三言两语》)对于尼采的书,他说:“我读尼采的书也只当艺术作品。……但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尼采的人”{23}。对尼采的“超人”哲学,极其反感:“我梦见超人出现了,人类都做了奴隶,做了食物,做了玩具,但我好像在什么时候见过,这不是真正的超人,这是鬼们化装的。”{24}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他的态度也是否定的:“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他的解释,他的方法都是科学的,然而他的基本的思想却是玄学的,所以也终是空想。”{25}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接受,诚然,他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的,尤其对于阶级斗争学说,不能理解,甚至写过一篇“鞭挞马克思”的短文,希冀走“文艺”和“科学”之路。1925年,他自己就坦然承认过这个错误:“有好久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能够明白思想之有阶级性。”然而当他进一步研究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著作后,他的观点改变了,即于1926年在一篇题为《多数是对的》文章中写道:“思想是阶级的产物,是有阶级性的。某一个思想的人只是在为某一阶级的利益说话”。{26}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已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和认识上,而是致用于行动中。在他的刊物上用一定版面介绍俄国革命成功的事迹,堂而皇之地刊登出列宁和其妻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他甚至想像李大钊那样,办一个《每日评论》专刊,对时局的变化随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警示世人。虽然未能如愿,还是在《狂飙》周刊上开辟了《每日评论》栏目,发表文章就有165则之多。而且他的作品一向以杂文为主,对时势作出敏捷的反应。其杂文具有斗争性、政治敏感性和前瞻性。他在谈到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时说:艺术“应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所以艺术作家必须使自己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达到统一,才能够创造艺术作品”,“艺术作家是人民的一分子,所以每一个艺术作家都负有两重的责任,人民的责任和艺术的责任。”“于抗战中表现人民求生存的意志和政治的觉醒,这才是艺术作家的真正任务,艺术创作的真正核心。”因此,他强调“艺术的大众化,是时代对艺术作家所提出的一个条件。不但形式要大众化,而且内容也要大众化。”因而“艺术作家将参与艺术与世界和新世界的创造。”{27}高长虹这里再三强调:艺术家必须与时代相结合,必须与政治相结合,必须反映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意志,那就必须走艺术的大众化道路,除此,别无他途。这一观点,散见于他的诸多文章中。而较为集中的是发表于1939年3月9日的重庆《国民公报》文群副刊上,题为《艺术与民主》一文中。它与“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的精神不谋而合。时间距离“延安文艺座谈会”尚有两年又十个月。他还要求“狂飙社”所有成员均与工人相结合,人人亲自动手,参与劳动,并提出企业“经理也是劳动者”,甚至发出“打倒资本家、收回自然、收回科学!”{28}的口号。这种强调必须把劳动运动作为狂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当时所有的文艺社团中是绝无仅有的。1940年,国民党专制政权,政治腐败,对抗日战争,被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所笼罩的时候,高长虹以马列主义观点,对中国的前途做出了惊人的正确预见:“现在欧战又发生了,我们不妨推开窗子说亮话,对于我们的解放事业,这是一个有利条件。怎么说,欧战对于中国有利的呢?不必从远处去寻求证据,只举出苏联的诞生来就够了。现在是新中国诞生的时候,因为诞生的条件都齐备了”。十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更可敬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发表在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统治区的报刊上,并且大声呼吁建立抗日政府。在一篇《老百姓需要政权》一文中,他说“老百姓们需要土地吗?这话很对,可是还不完全对。有的老百姓,是把土地失掉了……因此可知道,他们所需要的还不只是土地。你可以说,老百姓们需要的是国家。这话当然没有说错。可也不是完全对的。我们现在没有国家了吗?……”那么到底需要什么呢,他接着大声呼吁:“连老百姓们都知道了,这就叫抗日政权。”{29}矛头直指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政府。高长虹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深恶痛绝,便带着他早已写好的七万言字揭露和抨击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题为《我们为什么抗战还不能胜利》的宣传文章到处散发,决然寻求抗战政府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去了。我们翻遍他浩如烟海的所有文章,寻找不到所谓:“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散布无政府主义”的话;而有的是他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甘愿做一个无产者,不畏艰险与黑暗势力勇于斗争和奔赴革命根据地的不屈不挠的革命行动,真所谓“良禽择木而栖”。由此可见,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崇拜莫索里尼”之说
  说高长虹崇拜莫索里尼的是极个别人。他是在一篇短文里提到过莫索里尼:“我对于莫索里尼向来是不大高兴的。……用中国古话来批评他,便是所谓‘谲而不正’。同中国古人来比较,又很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派。”那又为什么要提他呢:“第一,他平常是一个很沉默的人。第二,他不喜欢交际,不喜欢宴会。第三,他出门总高兴带一本书。”{30}高说这种纯属生活表面的行为与他的性格接近。当他亲赴欧考察之后归来,立即告诫同胞们说:“对于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蒂,我们是应该认真应对的。”接着发表了好多揭露控诉法西斯的诗与文章,如在《希特勒逃亡》一诗中写道:“一窝三狗出一獒/一窝三狼出一豹/三个法西斯妖怪里/希特勒最顶呱呱叫。”{31}他在旅日欧期间,收集了不少关于法西斯的考察资料,归来后整理出一部巨著《什么是法西斯蒂》,对法西斯罪行系统地、彻底地、充分地予以揭露和控诉。何崇拜之有!

在延安发生的几件事
  一是拒任延安“文协”推举他为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一是拒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一是与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谈话。
  高长虹一踏进延安这块土地,就感到与重庆和二战区绝然迥异,正是他多年来追寻的“新天下”,真正的老百姓们的抗日政府。这里没有贪污腐败,有的是公正廉洁的政治,呼吸着自由民主的政治空气,精神为之振奋。边区也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以高级知识分子待遇被安排在边区“文协”作驻会作家,使他的心情异常激奋。虽然这里的生活极其艰苦,然而,这里到处是歌声、笑声、读书声和各种劳动生产场景。他如鱼得水,应邀参加了各种活动:到鲁艺讲演,文协讨论,于是他的写作又进入一个高盛期。写得很多,很杂,文史哲无所不涉。虽然用得很少,他也不生气。在过去,不用他的稿子他是要生气的,他好似回到母亲的怀抱,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母亲,想把内心的话毫无保留的倾吐,讲不尽,说不完,向母亲诉说。他也参加各种劳动活动,每天早上拾粪、拣骨头,充足的农家肥把他种的西红柿催得又红又大,收获后就交给集体食堂吃,他感到了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喜悦,是从来没有过的。1942年1月29日,延安“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议,筹备“文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推举他担任筹委会副主任,也就是下届的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副主任,但高长虹没有接受这项职务。有少数人认为他是嫌职务低,也有人认为他是不愿屈就于狂飙时代他原来的小伙计柯仲平(即现在的主任)之下,是在闹情绪,有人还曾为此打听过丁玲同志。丁玲说,曾请长虹为她和舒群同志主编的《解放日报·文学副刊》写稿。接触虽不多,但感到大家很尊重长虹这位老作家。长虹对不同意见默不表态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见高长虹有计较职位高低的事,跟我们相处得很愉快。这里还须指出的是,高长虹绝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更不会在一般人面前嘁嘁私语,有意见时他会向领导层中反映,绝不会坐视不理,这就是高长虹的个性。高戈伍也曾问过他:“选你副主任不是已经见报?”他回答说:“我没有答应,柯仲平不会工作。”高戈伍感到这是一个多么直爽的人啊!那种认为高嫌职位低、闹情绪的看法是并不了解高的人品,是一种庸人之见。
  接着,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要召开了,他是最早接到以毛泽东和凯丰的签名的邀的。他告知说,他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也没有参加这次影响盛大的会议。多数人认为他这是一种借口,并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其实,研究政治经济,的确是高长虹一生追寻的救国救民的最大目标。我们不仅能够从他所发表的作品中关于政治经济的内容占有相当比例去分析,还可从他亲赴海外八年半之久,主要是考察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实践中去释解,更可以从他对家乡曾经有过的经济繁荣的梦想去思考。在他的好多作品里就每每提到他的家乡,如在《献给自然的女儿》一诗中:“近日我颇思念娘子关,彼善于此,较干净的河山!……又有好男儿,好煤田,饮我汾酒,开发地下宝藏。”{32}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由北京赴山西太原,沿途考察其实业,路经阳泉时就曾提出词曰:“以平定煤,铸太行铁”,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高长虹出生在山西盂县清城镇,这里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资源,自古以来盛产各种农耕铁器和生活日用铁器;清初以前曾远销蒙古和俄国,直至中东地区,产品享有盛誉。民间曾流传清城“日进斗金”之说,而清城庙宇之多,其造像之巨大,堪称盂县之最。清城东三官阁顶上的庙宇原有十二尊大佛像,全部采用镏金方法烤就;一进阁沿街两旁全是铺面字号,门面鳞次栉比,从粮油、饮食、生活日用品到钱庄、当铺,还有一个商店代办邮政,当时水平的商品在这个小镇琳琅满目,可谓应有尽有。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煤铁矿宝藏,因之手工业尤其发达,铁匠铺、锄炉子、锨炉子达40多家,是阳泉通往县城唯一通道,必经之地,车马骆驼络绎不绝。而且一进村一直到滴水崖,约三、四里长的宽阔路面,皆为人工雕凿的青石铺成,其耗资之巨大,可想而知,不是一般乡镇所能及,就连县城街道也没有这样气派。清城的矿产带动手工业生产,手工业又促进商业和金融的繁荣,镇子不大,却颇繁华热闹,可见当时“日进斗金”之说不谬。虽然,高长虹出生后繁荣景象已成衰败,然而他非常清楚清城的过去,况且,当时的清城余韵犹存。盂县第一座女子学堂,清城女校就是在他的参与下建立的。他幼年8岁到13岁,五年之久的小学堂生活,每日必须往返两次经过这些铁匠铺、锄炉子,长期的观察,矿业是支柱产业在他的心灵上深深地扎下了根,他走出山西就是想圆这个梦。而碍于生存之需要和当时舆论需要之急迫,他成为“出版界的闯入者”。数年之后,他的狂飙成员先后都成为共产党员,而忙于地下党的工作的时候,他停止了“狂飙运动”,便轻松愉快地走上出国之路,去寻求救民强国的方略去了。这是他走出家门之前便早已计划好的,到京之初就为出国筹集资金而奔波。他说:“惟解决出国问题而无所顾”。{33}他在《一点回忆》中也说:“当时的主要企图是要到国外去。不过因为种种的人事关系,一直到五年后才成为事实。”并非有人谣传是因为与鲁迅的争吵混不下去才出国的。他到日本之后,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曾道出:“……我一向怕听文学家们泛滥的言词,因为骨子里是空的。不通讯也是为避免接受他们虚张的感情。”{34}可见,他对文艺阵线有时是感到厌烦的,这也许是造成他的作品,有时有随意性,不够严谨的原因吧!所以他说写诗搞文艺只是业余爱好,并非不是真心话。
  家乡辉煌的过去,清末丧权辱国和洋务运动之失败,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实业救国只留下一纸空文,他都历历在目。因此,他要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的办法,先是到日本去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潜心研究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猖獗,他又远赴欧洲去重点考察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在香港、重庆时,就曾设法筹办开矿事宜未成。后来,他认为一生未酬之志在解放区一定能实现。于是,他奔赴东北解放区意在开金矿,以筹集资金支援解放战争。在国外,他写下了不少关于科学和政治经济的著作,可惜均已失落。总之,我们不是从高长虹的口头,而是通过对他一生的行为和事迹的了解去得出结论:他是研究政治经济专业的,志在探索救国之路,文艺是他的业余爱好,并非是一种借口。

和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谈话
  高长虹和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谈话,当时在延安关心他的人,均知道其结果是“不欢而散”,但其详情不得而知。因当事人双方均早已作古,党内也没有记载,对于二人这次谈话的真情实况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团。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与高长虹有关的几件大事去推测,或许能够略知其端倪。
  延安虽然是革命圣地,它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尤其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气,正是与高长虹一生所孜孜以求的“为了民众的利益”反对赞美、主张攻击(就是指批评)、愿做“负重的骆驼”、“为人类创造快乐”的追求相一致。在政治理想追求上,在精神生活上,延安都给他以满足和喜悦。然而,延安也有使他不愉快的事发生。比如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作风不民主,生活特殊化,宗派主义,行帮劣习,甚至有为爱情问题随意开枪致人毙命……这些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和政纪准绳的种种现象,不可能因为它是革命圣地,一下子就得以绝迹;相反,它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这对于刚刚来到延安又是把延安过于理想化了的高长虹来说,势必格外敏感。肖军曾因此要离开延安,还是由于毛主席的直接出面相劝,才被挽留了下来。加之,高长虹又具有诗人的气质,独立思考,不唯书,不唯上,直言敢谏,认理不认人,此种脾气有时也会造成提意见者和接受意见者双方的一些不愉快。据胡风回忆说,高长虹在延安期间经常向中央反映意见和提要求,甚至曾向斯大林提意见。高长虹的这些意见和要求,毛主席大约耳有所闻。至于1942年1月29日延安的“中国文艺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讨论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高长虹应邀参加并被推举为筹委会副主任,与筹委会主任柯仲平共同“统筹一切”被高长虹谢绝;同年4月27日,以毛泽东和凯丰签名的粉红色油光纸的请柬,邀请高长虹参加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楼下会议室内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写明是:“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他说自己是专门研究经济的,不属文艺之列,也予以谢绝。因为这两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关注下召开的,所以毛主席对高长虹的这种态度,不仅知晓,且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然而,高长虹何以如此,毛主席就不一定理解,或者同样也产生了如传闻中所说的一些误会,也在所难免。
  对于延安“中国文协”第二次理事会讨论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高长虹拒任筹委会副主任一事,很使一些人想不明白。有的说他是嫌职位低,有的说他是不愿屈从于他原来“狂飙运动”的小伙计柯仲平名下,有的说他是“孤傲不群”或者简直是有点“不识抬举”……鲁迅图书馆馆长高戈伍同志,就曾直率地问过高长虹:“选你为文协副主任,不是已经见报了?”高长虹也很干脆地答复道:“柯仲平不会工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26年,高长虹把“狂飙运动”由北京扩展到上海时,就与在“创造社”的柯仲平相识了。高柯一见面就谈得很投机,随即柯仲平主动跑来参与了“狂飙运动”,跟随高长虹共同工作,二人相处如兄弟。柯仲平写的诗很好,高长虹很欣赏,尤其是对柯仲平的诗集《海夜歌声》,曾四次反复阅读,几乎到能全部背诵的地步,称赞不已。柯仲平确是一位著名的诗人,然而却不善于做行政领导工作,高长虹与柯仲平共事多年,相互是非常了解的。后来人们与柯仲平交往中,也都有与高同样的看法。可是当不期而遇,二人在延安会合时,高长虹发现了他们之间有了隔阂;“狂飙运动”自动解体之后,柯仲平认为高长虹这样一位一心一意为国为民执著追求真理,敢于奋争的人,定然会走上革命之路,加入“左联”。后来打听到长虹已经出国了,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苦苦思考个中原委便想到了与鲁迅的那场关于“思想权威”的争论,给高鲁二人造成的冲突上,因为那时鲁迅正是“左联”的领袖,柯仲平为老朋友很感惋惜。时隔十二年,随着时光的流逝,对老朋友便渐渐地从柯仲平的记忆中淡忘了,长虹却突然出现在延安,这怎能不使柯仲平兴奋不已。
  听到高长虹到来的消息,柯仲平急不可奈地第一个来到蓝家坪“文协”驻地一个单孔窑洞里,见到了高长虹。老大哥确实老了好多,可依然精神健旺,他激动的说不出话,只是任那眼泪泉水般流淌。而长虹也被这兄弟般情谊所感染,热泪盈眶,高长虹也有好多话想吐露衷肠,但也一时不知从何处说起。两人的手久久紧握着,突然柯仲平把紧握着长虹的手从中抽开,在空中挥舞,声泪俱下,近乎喊叫地:“我们对不住鲁迅先生啊!我们对不住鲁迅先生啊!我们对不住鲁迅先生啊!”高长虹没有想到老朋友,会突然这样。讲这番话的意义何在?长虹摸不着头脑,感到莫名奇妙。与鲁迅关于“思想权威”的争论,柯仲平应该是明晰其前因后果的。原来义愤填膺的参予,而今却又痛哭流涕的没头没脑的自我谴责,这样一个关乎政治理论哲学的论题,怎么可以如同孩童吵架与邻里斗嘴以谁对不起谁这种似同儿戏般地看待呢?长虹又愕然了。于是,对柯仲平突然产生了陌生感。高长虹考虑,也许是因为柯仲平加入“狂飙运动”较晚,并没有吃透这个问题的真正缘由吧。长虹想,况且此时此刻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场合,要想讨论也不能这样提出,就是想说清这个问题,在此环境与气氛中,也将是困难的,不可能的,高长虹只好沉默。被人误解,在他已习以为常。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权,不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长虹,无喜、无忧,他能平静的对待这一切。而今延安“文协”第二次理事会推举他与柯仲平共同“统筹一切”,按当时延安的惯例,这筹委会的副主任也就是党组织推荐的下一届“文协”的副主任,对于一位党外人士,且刚来延安不久的党外人士,怕是无此先例。然而,高长虹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与柯仲平不便合作,何况他十几年来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的专业——经济学呢,谢绝“文协”的任职便在情理之中。推而想之,对高长虹拒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真正原因,也就找到了答案。虽然这两次会他都拒绝了,但是并没有降低他积极参加其他各种活动的热情。他到延安不久,周扬同志就邀请并亲自陪同他到“鲁迅艺术学院”演讲作报告,这个殊荣也只有丁玲、欧阳山这些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才曾有过。1941年11月16日,他还应邀同凯丰、周扬、艾思奇、艾青等出席了为郭沫若五十寿辰举行的纪念活动,并于当月1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的文章,赞扬了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和功绩,表现了高长虹的马列主义观点。要是在过去,高长虹是断然不会为一个曾恶言骂鲁迅的人去为他歌功的。12月11日,又出席延安诗会举行的成立大会,并讲了话,还与艾青、艾思奇、柯仲平、肖三、何其芳、天蓝等人一起,被选入七人组成的理事会之理事;1942年1月4日,应邀出席延安文艺界举办的迎新诗歌晚会,并作了诗歌朗诵;10日,同艾青、肖军、罗烽、白朗等文艺界七人一道,应邀参加了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文艺工作者委员会举办的新年联欢会;2月10日,参加延安文艺界举行的普希金逝世105周年纪念大会,并朗诵了他写的诗歌《救救英格兰》;春节那天,应邀到张稼夫家作客,谈论到时局征求他的看法时,高长虹说国民党太腐败,共产党是有些右。所谓的“右”,是指他的一些文章在国统区、阎锡山的二战区尚且能发表,而在延安却以“不合时宜”被打入冷宫。如他的揭露抨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的七万言檄文:《我们为什么抗战还不能胜利》和抨击、控诉希特勒法西斯的《什么是法西斯蒂》的巨论等等。张稼夫解释说:那是为了国共合作的需要,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而不宜用太激烈的言辞,他心领神会。3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吴玉章任主任,高长虹同林伯渠、李鼎铬、吴玉章、徐特立、丁玲、柯仲平、艾青、吕骥、李丹生、塞克等27人被聘为委员。4月10日,第二次委员会上决定由何思敬、艾思奇、高长虹、吴玉章等4人参加延安“国际报导社”向国际进行宣传。长虹会数国外语,这下派上了用场。同月,应邀参加了“文协”主办的“星期文艺学园”第二期讲学。这个“学园”创办于1941年3月,以帮助文学青年学习文学知识和写作技巧,《狂飙的历史》也列入了选修课讲题之一,这次长虹的讲题是《我对文学的认识》。5月初,仍由周扬陪同到“鲁艺”为文学系第三期学员讲课。
  6月2日,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这一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的总学习委员会。而在此之前,已做好了整风前的准备。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接着同月28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作为开展整风运动干部学习的两个主要文件。
  整风运动的初期,还能健康地开展。高长虹所看到的一切干部的错误和缺点均在整顿之列。他感到中国共产党确是一个能够有错即纠的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内心不仅拥护,而且精神振奋,因为整风恰如他一贯遵循的反对赞美主张攻击(即批评)的信条,人类才能前进。然而,随着运动的逐渐深入,被康生扭转了方向。先是把矛头指向张闻天领导的中共中央马列研究院,说那里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然后他利用一个特务案“戴案”制造了延安特务如麻的舆论,把整风运动引向“审干”、“锄奸”的邪路。对此,康生仍不满足,他要学苏联斯大林那样搞“肃反”。康生原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副团长,1937年11月29日才回国,没有经过长征。他回国后,即到延安取得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的职务。他从苏联斯大林那里捧回来一整套极左货色,利用现在整风运动掌握实权之便,加以兜售。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言称要把所谓“嫌疑分子”视为“政治上的失足者”进行“抢救”。运动进入高潮后,大批干部被抓。其中,一部分关押在保卫部门受审,一部分集中在党校和边区行政学院“反省”,大部分则留在单位由群众进行“劝说”促其“坦白”。高长虹就住在山上最高的一排窑洞里,居高临下,真是“站得高,看得远”,山下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不时传来逼供信,哭叫声,残不忍闻。一批批被抓走,搞得人人自危。这样,便人为地把运动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把一个生气勃勃的延安,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死气沉沉。当时,康生还诬高长虹是“青年党”,也需“抢救”,且差一点被逮捕,还是在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的竭力救助下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到延安,遭此诬陷,非常气愤。被人民誉为历史上最有纪律的八路军、共产党,怎么可以任意抓人,连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做出这样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事,非常反感。他一不怕,因为他牺牲了个人的一切,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劳苦大众的事;二敢于与错误反抗,他向中央一次次地反映,终于使中央认识到“抢救运动”是错误的,便于1944年4月开始甄别和平反,毛主席承担了全部责任,亲自在大礼堂脱帽向被害的同志鞠躬行礼,“赔不是”,宣告了“抢救运动”的结束。延安重又恢复了它的生气。这期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各个战场纷纷传来捷报: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1944年6月4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海岸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对德国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亚太战场,美国转入反攻,日寇节节败退;1944年末,苏联卫国战争转入反攻,进攻东欧和北欧,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局。整个战争形势表明,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在这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高长虹在1944年9月,又开始了他的大量写作。不管用不用,他只是夜以继日不停的写呀写。发表的作品,有《希特勒的逃亡》、《法西斯罪犯们》、《边区是我们的家》、《解放歌》等,充分表达了他的爱与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即将来临。高长虹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新中国将开始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应该将运用半生苦心钻研的经济专业,特别是近十年在国外收集到的各国经济状况,写一部书,以供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参考之用。将世界范围的经济建设数据、经验与教训收集起来作资料,以使新中国经济建设不走弯路,且吸收先进经验,可取得较快的发展。高长虹一贯立足祖国放眼世界,具有开放意识。他的胸怀,永远总是时时处处为祖国强盛、为人民安康着想。对经济建设他胸有成竹,他熟悉德意日,也了解苏联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对英法也有一定的了解,唯一不了解的是美国。等抗战胜利后,就到美国做一次考察,很快回国,潜心创作一部有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著,这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最大的心愿,是他的人生的神圣责任,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他这样思索时,禁不住的兴奋和喜悦。1945年8月,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日寇终于宣布投降,长虹赴美国考察写经济著作的愿望也可以实现了。他想把这个打算和人谈谈。这时,正好碰到马皓。马皓是抗战期间受党的派遣在阎锡山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社”工作的,长虹在奔赴延安途中曾受到他的热情接待,那篇《我们为什么抗战还不能胜利》的檄文,就是他帮助油印的,几个月相处无话不谈。1942年底,马皓也回到延安,两人便有机会经常见面谈心。马皓问长虹:“抗战胜利了,作家们都要到各解放区去工作,你想到哪儿,是不是回你们老家山西?”长虹的风度,永远是直言快语,只将考虑成熟的结论说出,不作任何铺垫。长虹随即说:“我要到美国去考察经济!”
  马皓大吃一惊,对长虹这异想天开的想法迷惑不解。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是对延安不满,失望,要离开延安吗?还是有什么新的打算,这究竟是为什么?
  长虹简要地述说了他的想法。他说:我到美国研究经济、考察其利弊,将来好为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所借鉴。他以为,老朋友一定会支持他的选择。马皓理解了他的苦心,却不同意他的做法,善意地提醒他,你的想法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实现。你想,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是共产主义的头号敌人,中央绝不会同意你的意见,你的想法太不合时宜,你还是选择一个解放区去工作吧!
  长虹的想法不能为马皓所理解,而马皓的意见也不能为长虹所理解。他反而感到这样利国利民非常必要之举,怎会不合时宜?真是莫明其妙。他想马皓不过是一般工作人员,他只从我个人的现实利益考虑,出于对自己的关怀,或者说只是从当前的政治利益上考虑,而缺乏全局长远的战略眼光。当然,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与国与民的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了。自己倘若将这个打算向中央提出,是一定会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的。
  正当此时,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想法写成文字,向中央提出,即在1945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找高长虹谈话,他觉得应该直接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自己的要求。日本投降后,延安的干部都要分配到各个解放区去开辟工作,也包括文艺工作者。毛泽东要和一些著名文艺家谈话,各个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就有高长虹。
  在此次谈话中,高长虹究竟向毛泽东提了哪些问题,是去美国考察经济的要求吗?是“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随意大批抓人,认为是没有法制观念的反马列主义行为吗?是他写的《什么是德国法西斯蒂》巨著,要求出版,中央看后认为有的地方与斯大林的观点不符,未予出版的申辩吗?我们不得而知,但绝不是一般生活琐事。据说两人没有谈得拢,而且动了感情拍了桌子。可见两人都各自坚守着自己的营垒,互不相洽。或许是因为高长虹固执己见、过于直率,没有讲述自己的理由;但也不排除毛泽东平时对高长虹积淀的种种误会、印象,这时突然浮现了起来,左右了情绪。总之,两个人的思想,在一刹那间剧烈地交织在一起,可惜,终于没有碰撞出绚丽的火花。谈话“不欢而散”,似乎也在一些关怀他的人们的预料之中。
  是的,高长虹提出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然而,假设延安能接受了高长虹的意见:立法、以法治国、远强于搞运动,会使国家的前进步伐更快;斯大林的观点,不一定就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相反,有的观点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至于经济建设本来就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是会少走弯路,不走弯路的。今天,当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长的宝贵光阴,损失了那么多财力,浪费了那么多人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之后,方证实了高长虹意见具有战略思想的长远性、正确性。正如邓小平在他的《要吸收国际经验》一文中说:“我们搞建设有39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光凭自己的经验还不能解决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流,而且要吸收国际间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6页)邓小平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像汪洋大海里灯塔上的一盏明灯,指明了中国新时期前进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是无数先烈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换来的;也是高长虹“愿做负重的骆驼”,甚至“愿作悲剧的主人”而为之终身奋斗的方向。“以人为本”与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命题是相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和最高命题。我们只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方向,践行“三个代表”,稳定、团结、奋发前进,“复兴中华”的宏愿,定然会实现。

高长虹与张闻天
  这里应该顺便提一下高长虹与张闻天的关系。张闻天为什么在“抢救运动”中,尤其是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康生就把矛头指向他的不利情况下,仍然敢于仗义执言,说高长虹不是“青年党”,竭力救助高长虹呢?这引起我们对高、张关系的关注,高与张的关系,直至今日可以说还是个谜。他们何时相识?怎样相识?他们之间的关系对高长虹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从现今遗存的资料看,却还不知其详,需进一步发掘。然而,从张闻天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上,题为《飘零的黄叶》副题《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一文看,是一篇深富感情色彩的作品,可惜,原文现在已很难找到。不过,长虹在《走到出版界》一文中提到了这篇文章。他说:“这正像我数年前写给我母亲的一封信似的。”“有些人们以为反抗家庭便是不爱母亲,然而有一些反抗家庭的人却正是爱母亲,而且因为这爱还感到更多的痛苦。惟其因为有更多的爱,更多的痛苦,而独不迟疑,犹不畏怯,所以正是能演悲剧的人,我再不妨举苏菲亚作一例证。试问,她不是最爱她的母亲的一人吗?”高长虹的胸怀永远是博大的,他接着说:“不爱母亲的人也便不能爱人类。不爱人类的人也便不能牺牲自己,我愿有一些人们自以为是不及,而不要反以为是过之,我自然更希望他们能够过之。”这里的所谓“反抗家庭”,多是指父母包办婚姻和指令其择业,而被迫出走。因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知张闻天是否是这样,然而,高长虹确是如此。从长虹的这一评论去分析,大概离张文的主题不会太远。
  张闻天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洛甫”,时间在1925年。此时,张在上海正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这也就是说,高长虹在我党建党初期,不仅与我党的先驱高君宇、贺昌等是同学,且在此期间还结识了张盘石、张申府、潘汉年、博古和张闻天等好多我党的著名活动家和同志。张闻天还曾给《莽原》投过稿,此事可由高长虹的一篇文章得以证实:“还是去年,张君也给《莽原》投过稿,编者不愿意发表。我因尊重编者独立的意见,没有说话,然我以为张君的文字是可以发表的。”此时,《莽原》的编辑正是鲁迅先生。这时高不愿说话,有因高与张的关系在鲁迅先生面前取避亲之意,抑或高鲁对张文的思想性在观点上有差别。此间,张在上海发表了好些作品,高皆很欣赏,尤对其中《青年的梦》一文,高认为“是有新倾向的作品”,希望有续作,但“不知何以未有续作”。所谓“新倾向”按高的解释即“无产阶级从事自救并救全人类的”。可见此时,高已运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文学作品了,也证明他们之间起码有着文字之交,甚至关系很是亲密。
  1941年,高长虹恨透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本质,他用极其激烈的言辞,尖锐地抨击国民党腐败政府的洋洋七万言、题为《我们为什么抗战还没有胜利》的檄文,毅然从重庆只身徒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沿途到处散发他的文章,并向民众演讲以鼓动大众抗战到底。这一行动,不能说没有一点张闻天的影响。“抢救运动”中,康生诬长虹是“青年党”即将逮捕他时,张闻天挺身而出予以竭力救助。值此事关是否“青年党”的大是大非面前和激烈斗争之际,如果张闻天不太了解高,那是绝不会站出来保护高长虹的。直到1946年高长虹奉调随东北局北上东北,高与张的友谊跨度长达20余年之久,张闻天对高长虹是深知的。但是,高张的友谊在历史上至今还是一个空白,有待人们去进一步深入考证。

关于“怪人”、“怪杰”、“疯子”
  有些人认为高长虹的悲剧,应归咎于两个字:“怪人”。主要指他没有家庭观念,处事只认事,不认人,与人没有感情,也不爱财,即使处于绝境,形骸如丐也毫无荣辱感。这种情况在工人、农民、在普通人中有,而在一个知识分子,尤其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和声望卓著的作家群中就极其罕见了。
  高长虹抛妻弃子,早年去北京后再没有回他的故乡——盂县。1946年他赴东北,就路过山西,当时盂县属晋察冀边区,完全可以顺便回家看看,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径直奔赴东北解放区目的地。他的妻是由家长包办,非他所爱;但在去北京前还是为妻子着想,曾再三要求一同赴京求学和共同生活,然而妻有着“奴隶的灵魂”,不肯跟他走。之后,他出国前曾写信要她另嫁人。后来连母亲也去世了,他便再也没有回家,这是事实。他是以四海为家,为着他终生不悔的追求,他摒弃了小家庭的观念。他是在萌发的阶级观点的觉醒下,与家庭决裂的。请看他在《我家的门楼》里这样写道:“这几年,我家居然也大兴土木,所有的房子洞子,几乎都见了新水泥,不但是曾经被人夺去的几处收回来,而且别人的一座院子也被我家占为己有了。时代变得很快:从前的被掠夺阶级,一转眼间,已经跳到掠夺阶级了。”甚至喊出:“世界有英雄吗?谁能够踏翻我家的门楼!”这是一种阶级意识的觉醒,是立足于无产阶级观点、旧家庭的真正叛逆者。他于1926年1月中旬,曾回乡探望病重的母亲,但在短暂的停留后,当月下旬,便结束了他对家庭最后的一次眷顾,连临近年节也不过,就又去从事他的“狂飙运动”去了。以后他再没有回家,溶入到“狂飙运动”的弟兄们中,溶入到社会斗争的最前线了。但由此而得出他没有感情的指责,却是错误的。他的最疼爱的三弟高远征,八一南昌起义牺牲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的心情受到巨大的创伤,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闹市,到当时较清静的杭州去医疗他悲伤的心。在此期间,他名为写给爱子,实则以“曙”为题用连续性书信体,写了七万言的书信随笔,以此总结过去和倾泻他内心的伤痛;同时也对未来的社会,予以预言性、象征性含义的描叙。他的爱子出生恰好和党的诞生同年,故起名“曙”,即取天将亮之意。虽然书信中有许多一语双关的话,那饱满而又亲切的诉述,字里行间却无不透露着对爱子的思念,对家乡无限的眷恋,而且也表白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向往。他到延安后,也曾托人设法让儿子来延安,或参加当地游击队、八路军,然未能如愿。他终于从三弟牺牲的悲痛中解脱了出来,与二弟携手,鼓起勇气继续他的狂飙事业。1930年初他在日本期间,曾改长虹为长红,意要行动,并且写了一篇《红君》的诗,寄回国内,随即发表,暗示要继承三弟的遗志,要与红军结合。
  长虹不只是对亲人有强烈的关爱之情,对其他人也是如此。不了解他的人说他个性孤僻、高傲、自负,是个怪人;而真正了解他的人,是非常钦佩和赏识他的为人敦厚、热情、诚实、无私和直率正派的品格的。他不仅勇于救助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凡是有求于他的人,即使他自己还处于困境,也要设法满足求助者的需要,慷慨解囊,从不要人偿还或报恩。他有的是极其饱满的阶级感情,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不按父亲的安排去当律师,也不听亲人们劝告去经商发财,他坚定地举着“狂飙运动”的旗帜,与同仁们一起苦斗。“狂飙运动”是为着国家和民众舆论呼唤,从不以谋利为目的,所以经济上常常处于支绌困境,他根本不知道积蓄钱财为何物。他的妻子一生只受过他唯一的一次两元钱的济家费用。他一生两袖清风,赤贫如洗。他秉性刚直,即使处于困境也不轻易受人恩惠,更不受“嗟来之食”。他到日本考察俄国革命成功经验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经验,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行日食五元主义已十日,成绩尚好,但常有绝食之虞。”他说:“此处有学生三十余人,拟集百金赠我,因个人生活,不愿受助,谢却。”在此极度困境下也未受人恩惠。由于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武士道精神猖獗,不能继续留日,便转往欧洲,到马克思的故乡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去欧洲时他无钱买船票,便当猪仔藏在底船,曾有几次被发现赶上岸。到欧洲后,主要靠卖稿为生,一度生活艰苦到只能以啃山药充饥,在马路上盖报纸睡觉,有时两天吃不到一口饭。胡风知此境况就曾讽刺过他,他却并不以为耻,而是在各个图书馆里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政治和经济资料。抗战爆发后,他立即归国。鉴于他在文艺界的名声卓著,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被他严词拒绝;阎锡山打听到他穷困潦倒,也想拉拢他,即派当时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屈××和副处长闫树林二人亲自出动,到北碚长虹的住处,大谈阎司令长官是一向敬重人才呀,久仰你的大名呀,希望你回山西能与阎先生携手合作,共赴国难云云。屈见高没有反应,不买他的账,便使出他最后一招,拿出500大洋给高,说权作路费之用。长虹感到是对他的极大的侮辱,早已忍无可忍,于是当面将那500大洋扔回,并愤怒地大呼:“谁要你们这些刮地皮的臭钱”!{35}说罢扬长而去,真乃“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他确实是不爱财,也没有小家庭观念,但是他的感情世界是极丰富的,他博大的胸怀是与无产阶级的心始终相通的。不然,他怎么会创造出那么多激动人心的诗篇呢!
  说他“怪杰”也已成为公论。的确,他的文思敏捷,目光锐利,以及吃苦耐劳和蔑视权威的精神,那是一般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他的文笔之敏捷,可谓“倚马可待”,鲁迅就曾赞叹说:“他很能做文章的”。在“狂飙社”出版的所有刊物、丛书以及剧本中,他的作品与其他人的作品相比,无论其作品的质量或数量均为魁首;而在“莽原”时期,他的作品更多,有时一期竟有他的作品两、三篇之多。无怪长虹说:“我以生命赴莽原”了。至于他自己独自办的“长虹周刊”,完全是他一人的作品,且从写作、编排到印刷出版直至发行,均由他一人承担完成,其毅力之坚韧,工作之辛苦,不仅在国内,即使在国外也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而他作品产出之快和作品之深刻、优美,在国外也是受到赞誉的。有一位曾住武汉八年之久的意大利记者(也是作家),就曾在意大利报刊上称赞他“是东方唯一真正的诗人”;他在欧洲写《中国》一书时,每写一章就同时用德、英、意和西班牙语四国语言翻译出版。协助他翻译的一位外国名作家,见他发笔之快,文章之优美,称赞说:“真是天才”。在东京时,某日国际作家举行谈话会,一俄国作家在朗诵他的《草书纪年》,听众中一外国老哲学家情不自禁振臂狂呼说高长虹:“Genius! Genius!”(意即天才呀!天才呀!)《草书纪年》是一组短小精悍的非常优秀之作,说它是童话,它有生动故事;说它是寓言,它有深刻的哲理;说它是散文诗,也有优美的意境,因而,这组诗不仅在国内很有影响,且蜚声国外。《草书纪年》已译有日、俄、国际语三种文字在国外流传。{36}
  高长虹面对黑暗势力,敢于针锋相对做斗争,他曾经指名道姓大骂镇压学生运动的北洋反动军阀;他痛斥独夫民贼“蒋介石是杀人不眨眼的英雄”。他一生就是这样像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直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去冲锋陷阵。
  有一次在延安与高戈伍谈话,他说:“我很早以来就站到马列主义立场上来了,我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此话也绝非妄言,是可信的。他不仅早在太原时就阅读过马克思的书籍、党的刊物,且与我党一批早期党员有交往,他的两个弟弟也是早期党员。关于马克思主义,他曾问过鲁迅有什么意见,鲁迅答复说:“怕是对的吧”。说明当时鲁迅的思想尚在革命民主主义阶段。这时,高长虹即使还没有接受阶段斗争观点,喊出过“鞭挞马克思”,也还是以文艺和科学作灯火来烛照幽暗的前途。他的确是个“怪杰”,因为他和常人相比是显得那样与众不同。
  至于称他“疯子”,是到东北之后的事。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长虹随东北局迁沈,住在设在东北旅社的东北局招待所。此时,非但他的搞经济、开金矿的夙愿未能实现,其他工作也没有安排。他再三要求,均没有下文。在中央工作的几位老友,也曾主动多次请求中央调他回北京,以继续发挥其才干,却也无济于事。他成了“闲人”,后来竟成了“疯子”,服务员不让任何人接触他。
  他是不是疯子,当时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说他疯了的,可能是主观臆断;而曾与他隔壁而居的老作家塞克从未说过他疯,与他共同生活一年半之久的诗人侯唯动,更愤然否定高长虹是疯子。我们不妨将侯唯动回忆高长虹的一段文字择录于后,以辨是非。
  “1953年我到东北深入生活,在东北旅社五层楼上居住,日夜不停地创作两万行长篇叙事诗。一天,在餐厅见到了高长虹。我四处找寻的高老,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一个箭步窜向他时,忽然四面八方传来阵阵叱责声,竟是穿白衣的服务人员制止我,好像我是去碰一只老虎。‘不许接近!’,‘不许谈话!’我说这不是高长虹吗?这时高长虹也看到了我。我也声色俱厉地责问他们:‘我们是延安的老同志,曾在一起工作过多年,为什么不能接近?’服务员的形容脸色顿时由寒带转到温带,恭敬地点头,满面堆笑:‘老干部,老朋友,可以,可以。’我说:‘老高!你还认得我么?’高即刻答道:‘侯唯动’。问清他住的二楼房间号数,饭后即去拜访。但我还是先找了招待所的党政负责同志,询问了高的情况,据他们说高有神经病,夜间常大声吆喝怪语,我警惕了起来。我小心地叩门。‘请进!’一声温和的语气,房内家徒四壁,什么也没有,当看到还是延安发的衣被,洗得已经发白,棉套掏出成夹衣被,说明把他当‘神经病’,已很久了,我的眼泪模糊了。但他却神态庄重,毫无怨色。我赶走沉重的心情,换上笑容说:‘高长虹同志,多年不见了!’他答道:‘我在报刊上读了你许多诗作,你进步了,这是指诗的风格,你走上民族气派的民歌形式了!’我问他为啥多年不做诗,他拿出一摞稿子,是一些文法著作。他说:‘咱们中国文法有许多不足之处,要吸收外国长处。’又拿出一些外文书给我翻阅,我对外语书籍是狗看星星满天火。他说:‘这是俄、英、德、法……各国文法书籍,我正参考他们,为咱们编制一本科学的新文法。’我的瞳仁一下子光芒四射,我摇着他的两只手连说:‘谢谢!谢谢!’我立刻朗诵起孟德曹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乘机问他:‘人们说你夜间常呐喊,他们听时,却不知是什么,好像你在……’他立刻道:‘我那是用德语朗诵歌德、海涅的诗;用英语背诵拜伦、雪莱的佳作;用俄语高声吟咏高尔基的《海燕》和普式庚的名篇……哈哈!’我笑得溢出了眼泪,笑软了腰,我连声高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们谈了好多关于文艺和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高说:‘对!就是要用中国气派来写出表现工人阶级的作品,中国民族形式,东方色彩的长篇叙事诗。’并说:‘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有优秀的文化传统,越到过外国,越到的国家多,就越感到祖国可爱!越要有民族自尊心!我国对人类的贡献是最大的!’”{37}分明是智者的心声,却被庸人们当作疯话,呜呼,痛哉!
  侯唯动还邀他的同事肖戈,一起经常到长虹的屋里去串门、聊天。肖戈是高长虹的同乡,以前他们并不相识,这之后,他俩处得很熟,肖戈在东北青委工作,就住在长虹的楼上,从1952年到1954年9月调京,一日三餐都能见面。肖戈见长虹的桌子常常堆满书籍,一个人是那么认真地整理资料、卡片,为编纂新文法词典而不辞劳苦。这项既吃力又费时的巨大工程,绝非是一个人所能承受,况且,也并没有人安排他做,而他夜以继日、默默无闻、矢志不移地工作着,肖戈非常感动。1954年9月,侯唯动和肖戈奉调北京工作,走之前他们和长虹告别,长虹依依地握着他们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使他们俩非常难过,长虹的眼眶里也闪动着惜别的泪花。他们告别了这位不是疯子的“疯子”,带着一个不解之谜,这个谜已经不是什么疯与不疯的问题,而是为何把一个不是疯子的人当疯子对待的问题。
  侯唯动之后,1956年夏,还有汪金丁、孔罗荪、师陀到东北参观,在沈阳作协的饭厅里也见到过长虹,但也未说话。此后,他便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使人不可理解的是,虽然侯唯动一再向领导说明高并不疯,相反,头脑非常清晰;而招待所的领导们一如既往,仍然以“疯子”相待。引人怀疑的是,一个小小的招待所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决定一位高干、一名声望卓著的名作家的命运?其背后必有原因。人们也难以相信一个思维敏锐,阅历广博,毫无名利思想,没有荣辱观念,无所畏惧又心胸坦荡的人,会自我折磨成疯子?这其中的奥秘恐怕至今仍是个谜。
  有的说他死于1956年后,有的说他全国一解放就死去了。而“文化大革命”中却给他戴上了“反动文人”等一顶顶帽子,且波及子孙。人们有理由认为,此时高长虹应该还在世。不可能是“鞭尸戮骨”吧!所谓批孔也并非是在批死人,而是批活人,意在批“周公”;高一介凡人,该是不能与“孔老二”相提并论,况他已二十多年没有工作,早已在历史上泯灭。“文革”中高长虹如还在世,被批被斗是肯定的。因为,保护他的老友潘汉年、张闻天等也早已被打入“地狱”,何况如今领导文革小组的组长又是在延安整过他的康生,自然是在劫难逃。
  今天,当我们审视了高长虹的全部人生历程,还高长虹以本来面目时,怎么忍心去说他是个“怪人”、“疯子”呢!高长虹少年聪慧,博览群书;及长、笔耕不辍,志在四方;他从贫瘠的太行山一个小小农村到省府太原,奔京都北京,闯十里洋场,更东渡扶桑,西游欧洲诸国;历尽艰辛,苦苦探索,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真理和光明,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为了真理,他劳极皓首;为了真理,他奋笔不止;为了真理,他踏遍全球。可谓殚精竭虑,义无反顾。他面对反动派和黑暗势力,敢于抗争;对于我党事业,他既衷心拥护,又直言敢谏;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前途,毫不考虑个人荣辱,也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抛妻、舍子、离家,他舍弃了一切,他的一生没有为自己办过一件私事,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这是高长虹生平行为和事迹的主流。
  若是一般人,如遇高长虹的经历,便可以不争论什么“思想权威”,落一个名作家地位流名于文学史,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也不会引来以后的毁誉;出国八年之久,归来已会多国语言的他,捞一个洋博士头衔,当一个大学教授学者,是易如翻掌的;到延安后,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现现成成一个部级高干,荣禄加身,终生享受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他唯名不竞,唯禄不受,给官也不做,却执着地为其正义殒命,为其真理而殉道。何其怪哉,又何其壮哉!早在1924年,一出家门,他就坚毅地抱定了他的人生观:“我不愿走坦道,因为这样一日将要到来:在这坦道上将要为尸首所充塞了。在我则最安全的路只有崎岖的山路。我将披坚执锐,而登彼最高之山颠”。{38}
  他本应该,起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是,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却带来如此多的毁誉。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他死于何时,何地,怎样死去,遗骨何在,至今杳无下落。无怪人们认为高长虹是个悲剧。
  然而,高长虹并不这么看自己,他早已做好了即使做悲剧的主人,也要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充分思想准备。请看他在《与评梅论悲剧》一文中说:“古代的中国如屈原者,是一个能演悲剧的人,近代的中国人如孙文者,是一个能演悲剧的人。……而且悲剧也不是愿演,而是不得不演,并不愿演,而却要去演。……我默祝中国的男女同胞能够多有一些勇气去演悲剧。但是,要去演做悲剧中的主人翁,而不去做悲剧中的丑角”。{39}换言之,他呼唤同胞,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应该勇敢地肩负起责任,临危不惧,宠辱皆忘,即使牺牲个人,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做一真正的人,而绝不要做人类的败类。这就是他能坦然接受他人以“疯子”待他,仍毫无怨色,并默默地编纂他的新语法词典的缘故吧!
  今天,当我们面对高长虹的远见卓识,宽大胸怀,自觉而强烈的民族、国家责任感,所表现的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那种不屈不挠的自我牺牲精神、赤子之心和革命人生观,应该有所启迪、发人深省。可以告慰的是,高长虹为之终生奋斗的目标,今天已经实现,祖国正处于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以人为本”,“依法制国”、科学与经济繁荣的全盛时代,伟大的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之林。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名人伟人,也概莫能外,何况长虹乎!他对敌赴之以匕首,对爱必求其完臻。对社会要求有理想化的倾向,有时过于偏激,便是他的主要缺点。我们不应该,以一时一事,或凭他人的只言片语或断章摘句,曲解其意定终生,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去苛求一个人,而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去评价高长虹。高长虹是一个时代所造就的革命作家、爱国主义者,让我们还是放在那个时代去评定他吧!
  对高长虹历史的尘封,终有一天将会拂尽尘埃而更新;历史是不容随意篡改的,篡改历史者也必将被历史所唾弃。
  阅罢高长虹用心灵,用汗水,用热血灌注的浩瀚的文字,会强烈地感受到他那辉耀的人生。仿佛一个“非梧桐不止,非炼实不食,非醴泉而不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大形象,似一道彩虹,由远方迎面向我们飘然而来。高长虹光辉的一生,将与历史同在。他无愧于盂县人民,他是祖国的好儿子。
  我们不应该忘却他。他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我们将永远深切地怀念他!
  
  注:
  {1}《高长虹集》下卷476页;{2}《高长虹集》下卷507页;{3}《高长虹集》中卷156页;{4}《高长虹集》中卷155页;{5}《高长虹集》中卷156页;{6}《高长虹研究文学》245页;{7}《高长虹文集》中卷217页;{8}《高长虹文集》上卷476页;{9}《高长虹文集》中卷154页;{10}《高长虹文集》上卷334页;{11}《高长虹文集》下卷519页;{12}《高长虹文集》中卷208页;{13}《高长虹文集》下卷515页;{14}《高长虹文集》中卷109页;{15}《高歌作品集》上卷272页;{16}《高长虹文集》中卷145页;{17}《高长虹文集》上卷21页;{18}《高长虹文集》下卷36页;{19}《高长虹文集》上卷227页;{20}《高长虹文集》上卷415页;{21}《高长虹研究文选》87页;{22}《高长虹文集》下卷268页;{23}《高长虹文集》中卷232页;{24}《高长虹文集》上卷82页;{25}《高长虹文集》中卷182页;{26}《高长虹文集》中卷226页;{27}《高长虹文集》下卷484页;{28}《高长虹文集》上卷459页;{29}《高长虹文集》下卷536页;{30}《高长虹文集》下卷191页;{31}《高长虹文集》中卷423页;{32}《高长虹文集》下卷10页;{33}《高长虹文集》中卷144页;{34}《高长虹研究文选》108页;{35}《高长虹研究文选》114页;{36}《高长虹研究文选》107页;{37}《高长虹研究文选》77页;{38}《高长虹文集》上卷77页;{39}《高长虹文集》中卷196页。

                     (作者系山西省汽车工业公司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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